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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海炎的博客

湖南蛮子,历史砖业,文章独推周氏兄弟

 
 
 

日志

 
 
 
 

茅海建的“玄铁剑”   

2014-04-15 00:51: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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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史可分证史和释史两个层面,证史本是释史的基础,但由于学风浮躁,当下不少学者疏于(乃至直接跳过)证史,而热衷释史,妄图以新观点迅速扬名“抢滩”。茅海建却不赶这时髦,他多年来一直秉承“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致力于证史,表现出一种类似金庸小说里玄铁剑的风格。

      玄铁剑的特点是什么?“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越是平平无奇的剑招,对方越难抗御。如挺剑直刺,只要劲力强猛,威力远比变幻奇妙的剑招更大。

      我第一次领略到茅公“玄铁剑”的魅力,是09年游览虎门威远炮台后。我对炮台的整体感觉是:1、炮台侧后防御差;2、炮重,机动夹角小,不灵活;3、1、2百人参观,已经感觉有点挤了。回来后,我找出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和《近代的尺度》,翻了翻相关章节。《天朝的崩溃》讲“虎门大战”的是第219页-233页,《近代的尺度》里的“虎门之战研究”在263页-到292页,讲的更详细。估计前者是是后者的浓缩。综合起来的意思大致是:

       1834年底,关天培接手虎门炮台后提出了三重门户的防御设想:沙角、大角相距4公里,无法形成交织火力,所以只发信号炮;以横档一线为第而门户,也是防御重点,东水道(宽800米)加固威远、镇远、横档炮台,水面设铁链,西水道(宽1500米)比较浅,抛石成堆,设梅花桩。大虎山岛为第三门户。

       可结果怎样呢?沙角作战时,英军从侧面登陆,迂回攻击,登陆后又抢占制高点;横档作战时,英军避实就虚,主力放在西水道,而且是上横岛薄弱的西北面。英军这些战术很成功,也就暴露了清军侧后空虚,孤立无援,炮角小等防御盲点,与我的观察也不谋而合。

        当然,虎门战败最关键的原因还在炮的火力,这些在《天朝的崩溃》里第一章已经讲过了。总之,在茅先生笔下,历史的逻辑力量之强让我惊叹!

        可搞思想史的罗志田却批评茅公夸大了“武器装备战术等具体军事能力”,“在19世纪中叶的军事冲突与对抗中,战术与武器等因素的作用是否像在近年美伊战争中那样具有决定性呢?鸦片战争之后又80年的北伐战争,就是武器装备落后而更不怕死的一方最后取胜。”以常识判断,南方革命党有苏联的军事支持,武器装备再落后也不可能像鸦片战争那样跟对手差一个时代吧?而从虎门炮台的设置看,我真难以相信罗志田以“不怕死”的精神取胜。【注1】

      类似罗志田这种文人臆想,以治中国海军史闻名的马幼垣也时有发作。他在检讨林则徐的防御策略时认为,应待英舰近海时万舟齐发,“一旦靠近彼舰,即可飞索攀登,短兵攻击。”马老鄙夷林则徐无知,怎么却不知“飞索攀登,短兵攻击”本是林则徐准备好的战法之一呢?对这一战法,茅公在《天朝的崩溃》一书里批评说,清船靠近必遭重大损失;英舰多包金属材料,即使你靠近了,鸟枪、火罐、喷筒难以得力;英舰高,战斗中攀爬不易……以现实约束条件将文人臆想逼退,这就是玄铁剑的魅力所在。

       而在新书《戊戌变法的另面》中,茅公的“玄铁剑”威力依然不减。1982年,宗九奇首次披露戴远传《文录》中陈宝箴被慈禧赐死的史料。2000年左右,邓小军、刘梦溪以陈三立的诗文为基础,以诗证史,对赐死一事“考实”。对于“赐死说”,张求会、李开军、胡迎建、马卫中、董俊珏对邓、刘乱解陈三立诗进行了批评,李开军还发掘到护理江西巡抚周浩于1905年5月6日的奏折,其中说陈宝箴“在籍病故”尤其重要,如果真是被慈禧赐死,周浩怎敢冒着触犯圣怒的危险奏请“将已革原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开复原衔”?茅公肯定了李开军这条史料的价值,也补充1908年江西巡抚瑞良两次保举陈三立的事情以佐证。

       针对“清朝档案何以未见慈禧赐死陈宝箴的记载”这点,邓小军认为,清朝本有销毁重大案件记录之例,“光绪二十六年,清廷实有汇呈销毁本年五、六、七月间所谓‘矫擅各旨’的明谕(即慈禧两下令杀洋人的谕旨)”。李开军反驳,为什么杀张荫垣等人的谕旨在,独销毁杀陈宝箴的谕旨?李开军还问:何以杀张荫垣等是“明发上谕”面对陈宝箴却“密旨”?这里,李开军的驳斥有一个漏洞,就是跟邓小军一样,他认为密旨就没有档案记录,而按照茅公的观点,即便密旨,在清廷也是有档案记录的,只是不公开而已,“清代杀大臣须得明确谕旨。”“若说慈禧太后的口谕,没有文字记载,松寿曾任总理衙门章京多年,知道清代制度之严,仅凭口谕,又何敢执行?”“更何况当时京、津等地的电报线已被义和团所焚毁,清廷的电旨最初先用‘六百里加急’送到保定发出,后又改送到山东济南再发出,有着多道环节,杀张荫桓的谕旨是用‘六百里加急’的传统方式送出,何以陈宝箴‘赐死’之谕旨能如此不落痕迹?”“玄铁剑”直指文字记载,力道让文人“想象的翅膀”又一次折翼。

       说实话,茅公这本“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除了证实了张之洞与杨锐的密切关系外,并没有钓到什么大鱼,在史料的发掘上,茅公似乎永远没有黄彰健、孔祥吉的运气,甚至李开军的运气也没有。但即使这样,他依然尺挪寸进,致力于“史实重建”,既不掠人之美,也不会在遭遇证史难点时“取巧”【注2】,一如玄铁剑的矗立,守护着史学的初心。

 

 

 

注:

 

1:罗先生这种思维跟那些骂琦善卖国的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虎门一战,朝野就有不少人认为是琦善不支援关天培的结果。可事实真这样吗?威远炮台设炮40位,平时守兵60人,战时编制160人,而交战时该台兵数增至327人,另外还雇勇91人。至此,兵多已不能增加战斗力,反而成了活靶子。从炮台的建制来看,也已容纳不了更多的兵勇。琦善亦奏称,“炮台人已充满”,“亦复无可按插”。既然技术不可胜,那就靠士气,士气也不可胜,那就只靠找个“卖国贼”来当替罪羊了,这就是从清流、愤青、学究们的一惯思维。 

2:与茅海建相比,写作“抢滩之书”《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的刘梦溪只能羞死,早在2004年,孔祥吉就著文指出,“保奏康有为免试特科”的是张百熙,而不是陈宝箴,是编《戊戌变法史料》的人将奏片“张冠陈戴”才导致了这一误解。茅海建亲自去查了档,确实如孔先生所说,于是作注不掠美。可刘著是2012年出版,却仍采“陈宝箴保奏康有为免试特科”的旧说,是无知还是无耻啊?!

 

 刊于4月7日《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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