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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海炎的博客

湖南蛮子,历史砖业,文章独推周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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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的政治学  

2009-10-26 23:26:35|  分类: 问题与主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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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假回来,就听到一个流行语“长假综合征”。报道是这样说的:“放假放得我腰酸背疼,白天昏昏欲睡,到了晚上却睡不着。”眼看长假结束,又将进入紧张的工作中去,不少市民却出现嗜睡、全身疲惫、焦虑等症状,感觉过节过得比上班还累。专家称,这是典型的“长假综合征”表现,必须科学矫正,轻则影响工作和健康,重则因焦虑恐惧等产生心理疾病。对此,有论者不以为然,“全民或出外旅游,或陪伴家人,或集中购物,或个人充电,甚至吃喝玩乐,难得放纵一回,只要无伤大雅,都无可厚非。不要忘了,我们天生就缺乏狂欢的快乐基因,而一直为中庸、节制和内敛的传统所羁绊。在此语境下,享受长假的国民们闲到‘长假综合征’,我看是正本清源的颠覆,至多算是矫枉过正。”这话为普通人的“休闲”辩护自然没错,但他拿传统说事,认为“我们天生就缺乏狂欢的快乐基因”,则有点“将错了军”。

   以清明节为例,古人过清明节,就不单单是祭祀和扫墓,还要进行多项活动,比如踏青、荡秋千、蹴鞠、插柳、植树、拔河等,张岱《陶庵梦忆》卷1《越俗扫墓》记:前去扫墓的男女均穿着盛装艳服,乘坐装饰华丽的船只,一路上敲锣打鼓,欢呼畅饮,就像杭州人游西湖。有人醉了还会发些“酒疯”:“岸帻(拢起头巾,露出前额)嚣嚎,唱无字曲,或舟中攘臂,与侪列厮打。”张岱评价这是“厚人薄鬼”。而现在的清明节呢?到处是汽车、鞭炮、豪华坟墓,可谓“厚鬼薄人”。这就说明:中国文化对人的安排原本有套健康的价值体系,而且都是围绕着活人来的,只是到了1949后,传统民俗“被国家化”导致了“休闲的遗失”(只有国家节日,没有社会节日)。现在有人批评“中国人不会休闲”、“攀比成风,不重内容|”、“很多中国人的休闲方式太注重吃喝,一些节日和朋友的聚会成了吃喝的代名词”。这种批评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是有道理的,但这都是因为中国人“休闲的传统”被政治打断了,这种被打断的状态直到1978年后才有所改变。所以,现在的“长假综合征”就好比是失忆者刚恢复记忆时的不适应,没什么大不了。

   那么,民俗是如何“被国家化”的呢?中国人的“休闲”是怎么遗失的呢?张乐天先生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提出了“剧场社会”或许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共产党为浙北的农民所接受,最初靠的是道德,是与传统农民心中的‘好人’相契合的道德”,那么,这种道德资源是怎样转化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的呢?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这一过程,张先生在接下来插一个在浙北农村流传很广的故事,故事的梗概是:一个区中队的班长马桂林插枪时不慎走火,子弹穿过楼板,打死了楼下与寡母住在一起的26岁居民蔡洪根,区政府毫不徇情,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在群众大会上枪决马桂林,并妥善安排蔡母的生活,可在开群众大会那天,当区长宣布上级决定时,“会场窒息了,突然有人喊:他不是故意的,不能枪毙他。蔡洪根的母亲哭着跑到台前,当场认马桂林为干儿子,舍命也要保下他。马桂林终于免了一死”。

   张先生认为,“群众大会是区委故意安排的,从会场的布置到群众的参与,犹如举行一次盛大的仪式。大会以悲剧的方式开展,不仅使其中内含的‘好人’道德更具震撼力——如果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即使完全是无意的,也可能受到枪毙的惩罚,而且使‘好人’道德净化为革命道德,使个人道德升华为国家道德并在农民中树立起国家的权威。”在这里,仪式是关键的,“仪式作为社会认同和社会动员的方式之一,既可以有整合、强固功能,又可能有瓦解分化的作用”。于是土地改革前后,扭秧歌、打腰鼓塑造出了解放军、共产党甚至新中国的道德形象,一曲《东方红》更是烘托出了毛主席的克理斯玛权威。与之相反的是,在那个时期,斗地主的仪式性大会则使地主成了“恶”的象征和“阶级敌人”,于是挂牌批斗,戴高帽游街、展示性的逮捕甚至枪毙都是驱恶扬善的革命行为,而分地主的土地财产也就是合理合法的行为。

   革命仪式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他借助于诸多的象征形式把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融合起来,建构出了革命的表象。当革命表象在革命武装的支持下渐渐代替传统的村落文化后,它便驱动着农民去“做秀”,去积极的参与演剧。在这种社会中,每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构成这一时期的农民行为的“主题”,而日常生活也因此更多的富有仪式的风格,所以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叫“剧场社会”。

   “剧场社会”这一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首先提出来的,张先生把这一概念应用到人民公社的研究中,是将西方社会理论的合理内核转化为我们从事社会历史研究的本土资源的一次有效尝试。但我与张先生不同的看法是,中国的“剧场社会”并没有因人民公社的结束而消退,相反,在进入市场时代后,它在资本的伪装与刺激下,更是与权力坑瀣一气。如果说以前的“剧场社会”是围绕单一的“革命主题”转,那么现在则不同了,当官方中高喊着“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和谐社会”时,“民间”也在在官方的暗示下通过市场炮制“中产阶级”、“白领社会”、“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中国不高兴”。在这种剧场效应下,“休闲”要么成为向权力进身的资本,要么成为金钱价值的庸俗攀比。

   前者的典型就是春晚和国庆阅兵。有人为了阅兵,“父死不奔丧”,公然违反人伦大义,你能说这是休闲吗?人为什么要“休闲”?因为人除了物性,还有人性,休闲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尊重。再来看最近赵本山那事。9月30日,赵本山由于脑部出血住院了。出于人道的理由,也是对明星的关注,媒体在跟踪着他的病情。奇怪的是,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人把身外之物看得比健康和生命还重要。10月3日,本山集团副董事长、赵本山的多年好友肇恒玉接受网易娱乐的独家专访时透露,赵本山恢复良好,只要身体情况良好,明年就会上春晚。对此,网友“纸屑轻舞”说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话:“肇恒玉对外发布的这些内容,我想之前一定都是和赵本山沟通过了的。在内容上似乎是滴水不漏,非常严谨。但是,肇恒玉,包括赵本山本人显然还是都忽略观众的另外一种情绪,宁愿是今年春晚没有赵本山,也不像看到一个累得脑出血的赵本山。”“如果春晚的舞台上仍能一睹赵本山的风采,那是全国观众的荣幸;但是,假如不上春晚赵本山可以更健康,我们损失一个春晚又如何?所以,有过“重生”经历的赵本山,又何必非要念叨“春晚”呢?让一切都水到渠成就好,千万不要再强求自己。”就算是为了大众娱乐吧,可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了,这还是“休闲”吗?在这里不难发现,权力和市场对人的工具化使用还会导致演员“异化”。为什么现在很多观众已经接受了“个体生命为大”的观念,有的演员却转不过弯来呢?我们可以骂市场的势利眼,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市场化的晚会再多钱一场,我想老赵都可以拒绝,但对于象征国家化节日的春晚,老赵的缺席就无异于政治自杀。这跟《建国大业》中那些明星一分钱不要也要客串是一个道理,在中国,看起来是市场与政府平分天,可实际情况是,政府是皮,市场只是毛,谁要想当然的认为自己只靠市场吃饭,而不用鸟政府,那铁定是个昏蛋,陈佩斯的下场就是明证嘛。

  “休闲”成为金钱价值的庸俗攀比,这是中国当前官方意识形态失效而其他意识形态无法染指的一种“虚无”表现。除非当局放开宗教信仰自由,否则无解。而“休闲”成为向权力进身的资本,则确确实实是近年来官方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一种表现。“休闲的政治学”告诉我们: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官方陈旧的意识形态并不甘心退场,而是借助市场的外衣通过休闲(国庆阅兵)、娱乐(红歌会、超女黄英)、影视(《建国大业》《长征》的“十里送红军”歌曲)、图书(《中国不高兴》、于丹《论语心得》)、体育(奥运会开幕式)等形式更隐蔽、更具欺骗性的宣传的党天下、国家主义等内容。可以说,国家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勾结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文化毒瘤,与经济领域的“新国有化”一样,文化领域的“新国有化”也正在进行中。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等潮水退去,就知道谁在裸泳”。清醒的人们啊,请您站在岸边,与我一起笑看当局的文化裸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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